锐公司（ID：shangjiezz）报道

　　作者/陈雨嵩

　　编辑/梁坤

　　图片/视觉中国

　　在我看来，“三孩”政策就是一座立交桥。

　　它矗立在许多“老大难”交汇处的最中央。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盘根错节的待解议题潮水般涌来，剪不断、理还乱。

　　它又通往群体焦虑的四面八方。冗长的“问题清单”下，群众利益诉求分化、思想更加多元。当这些情感能量被“三孩”政策点燃，于是立即引发舆论爆点，霸榜微博热搜，在“三孩”让家庭生活“兵荒马乱”之前，舆论场上已经“鸡飞狗跳”。

　　在这些情绪化的公众表达中，网友们一如既往地发挥创造力，施展出令人惊艳的插科打诨技能，把所有的焦虑、无奈都以包装在调侃和恶搞的外壳里。有人质问“窝都没有，去哪下蛋”，有人创造老词新解：“民不聊生”，意为现代人因生活压力过大，没有生孩子的意愿，甚至聊一聊都不愿意。

　　相比5年前放开“二孩”时的态度，这一次的“三孩”政策似乎多被更多不满和反思的声音淹没。甚至在新华社发起的一个“三孩生育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的投票中，因为太多人选择了“完全不考虑”，让新华社被迫删掉投票通道。

　　一边倒的舆论场，实则反映出年轻人对政策的怀疑和对未来的迷茫。

　　但“三孩”政策真的有那么不讨喜吗？

　　关于“三孩”的讨论遮蔽了什么？

　　在国家开放“二孩”后，有些家长戏称家里的老二为“小多余”，但语气里却是满满的宠溺。而今天“三孩”成了大家眼里的“大负担”，背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结构性张力。

　　不能否认，这个社会还有更深层次的纠结没有纾解。房价飙涨；“鸡娃”风靡；“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高昂的养老成本似乎压得人喘不过气，让人不敢老去。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人觉得“三孩”政策像是对这种现实的莫大讽刺，在“基础设施”未完成之时强行“飙车”，实在是本末倒置。

　　于是，很多人一看见国家催生“三孩”就疯狂吐槽，陷入情感宣泄狂欢，却忽略了更应关注的焦点：“三孩”政策出炉的同时，配套措施也已经在路上。

　　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发展老龄产业......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相较而言，当下比“三孩”更重要的，是国家要治理什么、疏通什么、改变什么痛点难点。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三孩”的带动下，一批议论多年、阻力较大、长期难啃的“老大难”，再次“打包”出现在顶层设计的中心。

　　因此，我想旗帜鲜明地欢迎“三孩”政策的到来。

　　“三孩”不仅关乎个体幸福，更瞄准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大目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就像“木桶原理”那样，需要发挥社会各方面的联动和集成作用，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三孩”政策由老龄化问题倒逼而来，也会在解决教育、养老等问题中得以深化。

　　这个背景下，“三孩”政策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成了教育、医疗、养老问题交汇的节骨眼、要害处，成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改革切入点。

　　所以，是否选择“三孩”依然是个体自由，但政府以此为抓手，推进教育医疗和养老事业改革，将成为重大的民生工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若一项政策的面世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响，安安静静、平平稳稳，激不起半点水花，只能说明这项政策并未触及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痛点。如今，大家创作大量段子，以调侃、解构的风格回应“三孩”，表达对生活压力的不满，也在另一种程度上凸显了它的重要意义。

　　但公共议题的讨论不应止步于此，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也不应被段子和笑话所遮蔽。如果能在多元的意见浪潮中彰显理性，在沟通中实现对话，在反思中取得共识，每个人都将重新认识“三孩”。

　　国家出面“催生”的背后，是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的出生人口比上年大幅下降了18%，人口增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在中国社科院测算中，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6，将在202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可现在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1.3，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间节点已近在眼前。

　　劳动力供给下降、养老支出增加、老龄人口赡养比提高，人口老龄化带来财政压力的同时，也将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老龄时代的困与法

　　时过境迁，我国跨越了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诸多阶段，当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减速所带来供给侧挑战已经迫在眉睫。人口峰值的即将到来预示着我国必须有所作为以应对其冲击。我国只有把握大势，看清大局，才能在这个浮躁得令人猝不及防的世界里落稳脚跟，然后坚定地走下去。

　　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造成了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前者推动养老需求增加，提升私人储蓄激励，但会挤出家庭教育资源;后者有益于家庭教育资源集中，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但会降低劳动力数量。

　　此外，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扩大，由此产生以何种方式弥补基金缺口的问题。若以财政补贴方式弥补基金缺口，给定财政收入情况下，弥补基金缺口不可避免地挤占公共教育支出和生产性公共支出，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若以发行公债方式弥补基金缺口，由于公债与私人物质资本的资金均来源于私人储蓄，给定私人储蓄情况下，公债规模增加无疑会抑制私人物质资本积累，无论哪种方式，对于经济长期发展都产生压力。

　　正如老龄化本身不可逆转一样，以资本和劳动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模式也终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供给侧冲击，也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挑战。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传统产业比较优势弱化，无论是从理论预期，还是从国际教训，以及中国的现实，我们都应该对造成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的现象有所警惕。

　　或许，既然中国尚未到达人口峰值，前述潜在风险终究只是一种假设的情景。不过，除了理论上符合逻辑的论证之外，人口因素对需求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影响已经可以在现实中得到观察。

　　人口因素对供给侧增长潜力的影响会转化为对需求侧的冲击。

　　首先，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降低，必然相应地削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企业扩大生产活动的意愿。

　　其次，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会加速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促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转移，并相应降低出口增长率。

　　最后，整体经济从而就业和财产收入的增长减速会相应减少居民消费。在此之外，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还会更直接地对需求因素产生不利影响。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在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模式不再能够支撑合理增长速度的条件下，亟待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潜在增长率。

　　为了阻止妨碍生产率提高的部门内资源配置僵化，需要从改革出发，在实施产业政策中强化竞争性原则，营造创造性破坏环境，打破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消除行业进入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效的企业退出机制。

　　避免部门间资源配置的逆库兹涅茨化妨碍生产率提高，出路同样是改革。

　　为了赢得时间以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在诸如户籍制度这样的领域推进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促进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稳定传统增长动能，尽可能使新的生产率提高效果抵偿甚至超过生产率下降的因素。

　　在需求侧，关键是挖掘居民消费的潜力，稳定和扩大需求因素，以保障潜在增长率的实现。虽然需求因素包括净出口、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三个方面，但是，在世界经济处于长期停滞、逆全球化趋势上升、技术和供应链脱钩等环境下，外需不可能像过去20年那样强劲；投资需求的潜力是存在的，但是总体上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而趋弱。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具有明显的提高潜力。

　　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从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显著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入手。

　　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保持同步，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这个同步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均等的收入分配格局，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城乡之间和收入主体之间的差距。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紧迫问题，需要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着手。

　　“三孩”政策正是因人口老龄化而起，养老问题也是“三孩”背景下亟待解决的痛点。“三孩”政策的出台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成了不可错过的改革窗口期。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相遇所带来的养老负担与成本，或许会随着“三孩”政策的出现迎刃而解。

　　如今，关于“三孩”的讨论还在继续，种种观点的冲撞下，我们在寻求一个观念的共识和改革的方向。希望在“三孩”这架立交桥上，所有出口都应通往童年的快乐、青年中年的获得、老年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