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都会拾荒产业：1980年代，3年赚到百万身家，如今走向谢幕

文｜正解局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酿成海，沉思往事立残阳，其时只道是寻常。

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南京、长沙等等，越来越多都会开始施行垃圾分类。

在垃圾分类这个事物登台后，游走于都会的“拾荒雄师”却开始渐渐退出汗青舞台。

拾荒产业日渐式微，更折射出我们期间的变迁。

01、拾荒产业的黄金期间：3年赚到百万身家

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勃兴，废旧物资市场买卖业务兴起。

拾荒群体也开始自觉形成。

这部门人多来自偏远、贫瘠的乡村，终日穿梭寻觅于垃圾桶、垃圾楼、工场的垃圾车间，同心专心仰赖都会里的垃圾发家。

无数人的运气，由此产生翻天覆地之变。

1985年，15岁的河南固始辍学少年乔保锋北上拾荒，旁人避之不及的一座座垃圾山，却是乔保锋求之不得的聚宝盆。

第一个月，乔保锋就捡出了2000元的收入。

有一次，他找到昌平的一家水泥厂，将全部积存的牛皮纸袋全部包下，又以高出几倍的代价，转卖给山东的爆竹厂，乐成提现人生第一桶金。

依附原始积累，乔保锋买了一辆二手货车，业务延伸至周边厂矿的全部废品，渐成垄断之势。

短短3年后，18岁的乔保锋就拥有了百万家产，成了昌平一带大名鼎鼎的“破烂王”。

今后，买卖方兴未艾，用来存放废品的园地从几分地扩张到十几亩，部下最多时有上百人。

履历着同样财富故事的，另有杜茂洲。

1987年，不堪生活之困的四川巴中小学代课老师杜茂洲，敲开了北京环卫部门的大门，“想进垃圾场捡垃圾”。

统统比想象中顺遂。

在管理部门看来，垃圾场的管理事情既繁琐又费钱，有人志愿请缨捡垃圾，负担就会减轻，这是双赢。

杜茂洲并非孤身闯京，而是有备而来。

一夜之间，随着杜茂洲“赌一把”的家乡兄弟们，迅速在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搭起窝棚，安营扎寨。

虽是辛劳钱，但幸亏收益可观，巴中拾荒雄师每人年均收入凌驾万元，摇身一变为高收入阶级。

其时的人们对于再生利用并无几多观点，垃圾堆里常能见到大块废弃的铁铜。

1990年代，恰逢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福建安溪县的小伙林秀成动了心思，他不分昼夜地蹲守在各大钢铁企业门口，只要哪家有废材运出，就赶着上前收下。

生手眼里不值一文的废物，都成了他日后撬动财富的有力杠杆。

利用垃圾买卖运转起来的资本，林秀成开始寻求新的突破。

机遇偶合下，林秀成得到了三明钢铁厂的支持，合资建立三安集团，继而走上商业帝国之路。

如今，三安集团已经是一家多元化企业集团。

在2020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林秀成以360亿元人民币身家名列其中。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大配景下，这些口口相传的造富事迹，不停刺激着摩拳擦掌的子弟们，拾荒雄师以突飞猛进之速不停壮大。

据美国学者Martin Medina曾有一个观察数据，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拾荒者人数，约为600万。

或为营生，或为出头，或为空想，前赴后继的外来者们拖家带口地进驻垃圾场，向往自己成为下一个传奇。

02、拾荒也是江湖，也有门有派

和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另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来自天下各地的拾荒者们抱团为王，形成差别的“帮派”，相互利益冲突不停，由手轻脚健者组成“飞虎队”，打架、械斗时常上演。

仅北京的拾荒雄师，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人。

最大的为“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其次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

各帮派区域划分森严，潜规则众多。

新人必须按月上供，一旦出现逾矩举动，将以叛徒身份遭到驱逐，终生不得再踏入拾荒行业。

即便云云，抵牾仍在不停激化。

到1997年，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拾荒者犯下的，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井盖儿、护栏、变压器、电缆，都成了“回收对象”。

北京的境况并非个例。1998年初，山东产生多起劫掠垃圾场，群殴致死的案件。

昌平“破烂王”乔保锋，则成了严打下的典型反面教材。

1999年，乔保锋出资承包白浮铸造厂，由于不懂技能，井盖的箅子、自行车、下水管道都被“拿去”作了无辜的试验品。

急于求成的乔保锋更是直接将一颗废弃炸弹扔到了炼钢炉里，造成了爆炸事故。

被举报后，气急松弛的乔保锋又领导部下铤而走险，多次存心损坏电表“偷电”。

数罪并罚，乔保锋终极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

产业如泡沫般灰飞烟灭。

四川帮“把头”杜茂洲在2001年开办了废品回收公司，统领起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的垃圾埋场的废品资源。

作为正面案例，杜茂洲被约请到了中央电视台，聚光灯下，他激动难掩，一度哽咽：

“北京各处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2000—2010年，堪称拾荒行业的“黄金十年”，只要敢刻苦，不怕脏，月入过万并不是难事。

令拾荒雄师们始料未及的是，潜移默化间，一场行业地震正在迫近。

03、“这个行业已经垮了”

陪同着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废品回收代价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

2015年，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为5149.4亿元，受主要品种代价连续走低影响，同比降落20.1%。其中，废钢铁代价大幅降落，降幅高达36.4%，汗青稀有。

这种情况下，仅靠捡破烂，已无法维持“温饱”。

由于库存积存严重，不少人因此停业，不仅前半生积蓄子虚乌有，后半生还将背负巨额债务。

祸不但行，都会规划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得情况整治愈加严酷。

2016年炎天，北京有81个废品买卖业务集散地被废止，浙江、广州、河南、江苏、河北等地纷纷相应，也开始推进。

“一搬三年穷，搬两回离倒闭也不远了。”寓居地拆了搬、搬了拆，拾荒者们只能往都会更边沿的地块走，寻觅下一个据点。

但这种代价无疑太过高昂，租金没法退，园地投入打水漂，还会丢失大量订单，倒下、重启的恶性循环下，利润越来越薄，买卖越来越难做。

传统谋划模式难以为继，转行成为拾荒者们没有选择的选择。

当年风景无穷的杜茂洲，也面临工场被取缔的难堪境地。在打点好工人工资和赔偿后，杜茂洲脱离了北京，选择退休。

比起杜茂洲还算“知难而退”的了局，大部门人并没有那么幸运。

作为一代拾荒者，二十多年摸爬滚打，徐江（化名）从四处拾渣滓的青涩少年，酿成了精悍的“座摊”老板。

行业的淹没，犹如悬在头顶的钝刀，万般无奈的徐江通过地下通道借了印子钱：“撤出这一行，就得转让全部家当，加起来好几十万，以后想要拿回来，也没有能力了，要是不撤，钱的漏洞越来越大，不想给家人惹贫苦。”

顺着老乡们的指点，赵瑾元（化名）和妻子在2012年来到北京打拼，成为垃圾分拣流水工，日子刚刚稍有转机，便撞上了“垃圾分类”的枪口，赵元和妻子只得重新返回家乡。

“这个行业已经垮了，但我想不出还能做什么。”有拾荒群人说。

04、结语

恒久以来，拾荒者背负着“低素质外来务工者”与“拾破烂”的双重污名。但事实上，拾荒者们为循环经济作出了巨大孝敬。

他们用自己的气力，回收了中国60-80%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了90%以上的家庭废品，向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企业提供90%的原质料，每年节省大量垃圾处置惩罚开支。

如今，他们正在悄悄退出我们的期间，但在社会发展的递进里，拾荒产业功不可没。

江湖虽已经改写，我们与垃圾的斗争，却还将继续。

参考资料：

人民网 《京城“破烂王”被判19年》

极昼事情室 《拾荒者在北京》

央视网 《讲述-废品村纪事》